试论李白与广成子

试论李白与广成子

吴明贤

李白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到了广成子，这绝不是偶然的。认真探寻李白与广成子的关系，无疑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白其人、其诗。

一

广成子，传说中上古皇帝时候的人。《庄子·再宥》云：

皇帝立为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，故往见之，曰：“我闻吴子达于至道，敢问至道之精。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谷，以养民人，又欲观阴阳，以遂群生，为之奈何？”广成子曰：“而听欲问者，物之质也；而所欲观者，物之残也。自而治天下，云气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，又奚足以语至道！”

      皇帝退，捐天下，筑特室，席白茅，閒居三月，复往邀之。广成了南首而臥，皇帝顺下风膝行而前，再拜稽首而问曰：“闻吾子达于至道，敢向，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？”广成子蹶然而起，曰：“善哉向呼！来！我与女至道。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视无听，报神以静，行將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女形，无摇女精，乃可以长生。日无所见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女神將守形，形乃长生。慎女内，闭女外，多知为败。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，至被至陽之原也；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，至被至阴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阴阳有藏，慎守女身，物將自壮。我守其一以处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尝衰。”皇帝再拜稽首曰：“广成子之谓天矣！”广成子曰：“来！吾语女。被其物无穷，而人皆以为有终；被其物无测，而人皆以为有极。得吾道者，上为皇而下为王；失吾道者，上见光而下为土。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，故余將去女，入则无穷之门，以游无极之野。吾与日月参光，吾与天地为常。当我，緡乎！远我，昬乎！人其尽死，而我独存乎！”

这段文字“示人以安其性命之情之道，而托之于广成子之语皇帝”，显然是寓言故事。首先它阐明了庄子的反对人为，追求自然，向往自由，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。庄子通过广成子与皇帝的对话，指出了治天下者必先治身的道理，认为治天下破坏了自然的和谐，造成了“云气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”，是违背“至道”的。并进一步详细地指出治身、体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自然无为，认为“至道”深远昏昧，昏暗静默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只有报形守神，不为外物扰乱心神，才能与“至道”冥合。其次是寓言中广成子的特殊身份，他既是一个得道的仙人高士，更是一个懂得如何治理天下的帝王之师。皇帝第一次向广成子问道，不仅被广成子拒绝，而且广成子还奚落了皇帝一番，斥责他治天下破坏了自然与和谐。后来皇帝“捐天下，筑特室，席白茅”，抛弃了政治，“闲居三月”，作了出世之人，这才得道了广成子的信任。当皇帝“复往邀之。广成子南首而卧，皇帝顺下风膝行而进，再拜稽首而问”之时，皇帝才终于得闻“至道”。这里广成子向皇帝讲养身、讲长生，无疑具有浓厚的仙人隐士的色彩，但他讲养身的目的，却是为了治世，他声称“得吾道者，上为皇帝而下为王，失吾道者，上见光而下为土”。可见广成子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虚构的超尘出世的仙人隐士，更是一位懂得治国之道、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高人志士，故在他的面前，连皇帝都不得不“膝引而前”，表示了无比的尊敬，俨然成了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帝王之师了。

自庄子以后，广成子的这一形象便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与传播，人们从来都不曾怀疑他的真实存在。如《淮南子·诠言》云：“广成子曰：‘慎守而内，周被而外，多知为败，勿视勿听，报神以静，形将自正’。”高诱注曰：“皇帝时人。”汉郑玄《六艺论》亦云黄帝“拜广成丈人崆峒山。”不难看出，汉人都相信广成子故事的真实存在，其源自然在《庄子》。不过魏晋以后，人们在对广成子的形象在《庄子》故事的基础上往往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与认识。有的将广成子推尊为高士圣贤，如嵇康《高士传》就将广成子名列其中，并特别引用了《庄子》中广成子论道的一段；谢灵运《山居赋》云：“投吾心于高人，落宾名于圣贤。广灭景于崆峒，许道音于箕山。”自注说：“广成子在崆峒之上，皇帝之师也。”明确地指出了广成子是“高人”“圣贤”，是帝王之师。孔稚珪《玄馆碑》亦云“赤松家石室之下，神农行弟子之敬；广成在崆峒之上，轩辕禀顺风之礼”，强调了广成子为有道之士，是皇帝之师的特殊身份。但也有人将广成子看作神仙隐者，如葛洪在他所作的《神仙传》中就开宗明义，将广成子列为神仙第一位，明确的指出：“广成子者，古之仙人也，居空峒山石室之中。”同嵇康一样，他同样也引《庄子》中广成子对皇帝论道的一段话，强调了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”的自然修身之法，甚至认为“皇帝过崆峒，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”，广成子简直就是一位得道的仙人隐士了。不过，这其中也有人对广成子其人表示了怀疑，如阮籍《达庄论》在肯定：“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”的同时，又在《大人先生传》中指责他“不与尧舜齐往，不与汤武并功”，因而“何曾与并容”；陈子昂在壮志未酬时“高想广成子，遗迹白云隈”，苦闷中隐然有出世之想，但同时却又对广成子表示怀疑，认为“独轩辕氏之代，欲问广成子至道之精，理于天下，臣号奇之，然其说不经，未足信也。”

李白借鉴并继承了前人对广成子的态度，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广成子其人，表示了自己对这位前辈仙人的尊崇敬仰之情，并通过他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
首先是“轩师广成”，辅佐君王。李白从小就有着匡时济世的大志，做着辅弼人主的美梦。他从小就以不适之才自居，很早就立下了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的政治理想，一生顽强而执着的追求惊世骇俗的不朽功业。特别是他进入长安待治翰林以后，更是踌躇满志，“汉家天子驻驷马，赤车蜀道迎相如，天门九重谒圣人，龙颜一解四海春”，认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实现自己“以大道匡君”的宏伟抱负了。他以广成子自比，以轩辕喻玄宗，俨然自己就是辅佐玄宗的帝王之师。他在《来日大难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道重天地，轩师广成。蝉翼九五，以求长生。”他认为道是天地间至尊至重者，故轩辕亦亦诗事于广成，天子之位不过如蝉翼之轻，亦不如求人之长生。自己就像广成子一样是一个得道之人，玄宗亦应象皇帝轩辕师事广成一样礼遇自己，以求取治国之道和长生之术。可见李白是以辅佐帝王的广成子自比的，是尊重道甚于尊重“九五”王位的皇权 的。李白还在《明堂赋》希望玄宗也象当年皇帝访道于广成子一样“遨游于崆峒之上”，向得道高人请教治国的大道， 不要一味追求宏丽的奢华，这才能做到“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”，亦隐然以得到的广成子自比，其匡君辅国的志向十分强烈。李白在《大猎赋》中又写道：“君王于是回霓旌，反銮舆。访广成于至道，问大块之幽居”，又用皇帝访道于广成的故事，希望玄宗能倾听自己的进言，成为象皇帝一样开明的“大君”。李白还在《古风》其二十八中写道：“古来贤圣之人，一一谁成功。君子变猿鹤，小人为沙虫。不及广成子，乘云驾轻鸿。”又以广成子与“古来圣贤人”进行对比，认为他们都赶不上帝王之师的广成子，既传治国之“至道”于君王，又“乘云驾轻鸿”，游于无穷太虚之境，成为“久视而长生的仙人。”

其次以广成“为邻”，功成身退。李白在《送岑征君归鸣皋山》一诗中写道：

岑公相门子，雅望归安石。……
　　至人达机兆，高揖九州伯。奈何天地间，而作隐沦客。
　　贵道能全真，潜辉卧幽邻。探元入窅默，观化游无垠。
　　光武有天下，严陵为故人。虽登洛阳殿，不屈巢由身。
　　余亦谢明主，今称偃蹇臣。登高览万古，思与广成邻。
　　蹈海宁受赏，还山非问津。西来一摇扇，共拂元规尘。

李白不仅称颂了岑征君高贵的相门出生和重道全真，如广成子一样“探元”“观化”，报道而隐，高尚其志的美德；而且表明自己如严陵之友君，如巢由之洁身，宁愿“谢明主”以困顿，绝不屈己以干人的傲岸性格；更明确的书写了自己欲与广成为邻，象蹈海避世的鲁仲连那样辞赏不官，谢明主以还山，功成自退，并非要作行到而问津之人。这里李白两用广成之事，并将广成子与鲁仲连相提并论，可见他是将自己看作与广成子、鲁仲连相类似的人物。李白在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中又说：“岧峣广成子，倜傥鲁仲连。卓绝二公外，丹心无间然。”他认为古人之清白者，“在皇帝时期则有广成子，居于崆峒之上，其高不可及也。在战国时期则有鲁仲连，高蹈北海之滨，其志不可屈也。此二人者，冠绝古今，人所罕比，是吾之所愿学者，吾将与之同心而同德矣，夫何间然之有？”将鲁仲连与广成子相提并论，十分推崇，并表示要向他们学习，无疑在李白的心目中，这两人在政治态度与抱负理想上与自己是有着相似或一共同之处的，那就是他们二人都是功成身退的古之“贤者”。在李白看来，广成子向皇帝传授“至道之精”，使其“上为皇而下为王”就与鲁仲连“却秦振英身，后世仰末照。意轻千金赠，顾向平原笑”一样，都是“功成”的表现；广成子“入无门之门，以游无穷之野，吾与日月争光，吾与天地为常”，也与鲁仲连“东海泛碧水”“蹈海宁受赏”相同，则有显然是“身退”的具体体现了。这与李白“功成身不退，自古多愆尤”的见解不是十分相同吗？与李白“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，然后与陶朱、留侯，浮五湖，戏沧州，不足为难矣”的政治理想不是如出一辙，十分相得吗？难怪李白自认为自己要与广成子、鲁仲连二人“拂衣可同调”了。

再次是“希风广成”，隐逸求仙。李白平生好道，特别是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以后更是求仙向道，走归隐逸，甚至炼丹服食，企求长生。此事广成子又成了他学习模仿的榜样和精神寄托的对象。他在《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》中说：

吾希风广成，荡漾浮世。素受宝诀，为三十六帝之外臣。即四明逸老贺知章，呼余为谪仙人，盖实録耳。而尝采姹女于江华，收河车于清溪，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。

王琦注云：“宝决，道家修炼之诀。”三十六帝，“按道书有三十六天上帝”道教成神仙所居的天界有三十六重，每重天都有得道的天神统辖。姹女，指汞；河车，指铅；两者都是炼丹的药物。这里李白毫不掩饰自己对仙人广成子的仰慕之情，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要向广成子学习求仙炼丹之事。在李白的眼中，广成子又是一个“素爱宝决”，居于三十六天之上的得道的仙人。李白不仅叙述了自己“菜姹女于江华，收河车于清溪”的“服勤炉火之业”的炼丹和壮举，而且更强调了自己学习广成子不受君王关系束缚羁绊。而作“三十六帝王之外臣”的仙人隐士，成为超越生死，自由无拘的“谪仙人”。不难看出，李白对“希风广成”，对广成子的仰慕，不过是自己生活理想受挫后求仙向道的精神寄托而已。李白在《至陵阳登天柱石，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》中又写道：“何日可携手，遗形入无穷”，引广成子之语，表明自己将与仙人携手，遗形骸，弃尘俗，同入无穷之门。他在《古风》二十五中又说：“世道日交丧，浇风散淳源。……归来广成子，去入无穷门。”肖士赟注云：“乃太白见世道如此，决意为有道之归。”李白记言广成子以自比，希望自己能成为辅佐君主的帝王之师，若此道不行，则“去无穷之门”，将会归隐山林作神仙之游。可见在广成子的身上亦寄寓着李白求仙归隐的志向。

综上所述，李白诗文中的广成子，既是他已得到广成子自许，以帝王师的身份，辅佐君王，建不世之功业的理想的化身，也是其功成身退，“入无穷之门”，隐逸求仙的精神的寄托，是入世的追求与求仙的信仰，希冀“功成”与飘然“身退”二者矛盾的融合，也是李白世界观在社今现实中的一种反映。

三

李白尊重敬仰广成子，在他的九篇诗文中十一次提到广成子，以之自比并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志向，这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。

首先这是李白世界观的反映，是他的思想决定的。李白的思想，由于时代的影响，基本上是儒、释、道三家的混合物，其中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，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更是深入骨髓。李白一生追求自由、追求光明、追求理想，始终认为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对自己的才能和前程充满着信心。这种自由解放的理想主义应该说来源于庄子。李白早年便以“激三千以崛起，何九万而迅佂”“怒无所搏，雄无所争”的大鹏自喻，称颂大鹏“斗转而天动，山摇而海倾”的无穷力量，赞美大鹏“上摩苍苍，下覆漫漫”“右翼掩乎西极，左翼蔽乎东荒”的不受羁绊约束的逍遥境界。中年遭受挫折时他仍然高唱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，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溟水”，仍以奋翅高翔的大鹏寄托自己的志向。直到临死之前，他虽已感到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”已经无力回天，却仍然坚信“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石”，老当益壮，理想并未衰竭。不难看出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那种超乎时空、物我的主体自由精神亦融化在李白的诗文之中，铸成了李白追求自由、追求理想的极大热情和不受束缚的傲岸性格。庄子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，提倡真诚，反对虚伪，常常对统治者进行尖锐的痛斥和辛辣的讽刺，指出统治者“为之仁义以矫之，则并仁义而窃之”，“窃盗者诸，窃国者诸侯”的罪恶勾当；庄子鄙弃富贵，主张全身远害，功成身退，以为人生如梦，应及时行乐。李白在政治上再到打击，理想难以实现时，又往往到庄子的思想中去寻找精神食粮，表现出求仙学道，避世隐遁的倾向来。李白“出则以平交王侯，遁则以俯视巢由”，敢于挑战权威，无视封建君臣关系，“尧舜之事不足惊，紫云小小直可轻”，古代的圣君尧舜亦不足道。这种批判精神可与庄子比并。但理想的破灭，现实的打击又使李白想遁入神仙世界，逃离“嚣尘”的烦扰，去享受幻想中神仙过的那种无形的羁束、自由自在的生活：“余将振一去，羽化出嚣尘”“安得生羽毛，千春卧蓬阙”；或者饮酒行乐以消磨如梦的人生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“处世若大梦，胡为劳其生。所以终日醉，颓然卧前楹。”甚至于烧汞炼丹，服食求药，沉醉于道教迷信之中：“闭剑琉璃匣，炼丹紫翠房。”“弃剑学丹砂，临炉双玉童”。不难看出，庄子的批判现实、鄙弃富贵、避世隐遁的思想亦融化于李白的诗文之中，造就了李白关心时政、功成身退和隐逸求仙的态度。

正因为庄子对李白的影响，作为《庄子》中“得道之精”“至道之极”的广成子，其帝王之师与仙人隐士的特殊身份，不正是李白心中所向往和羡慕的吗？

其次是当时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唐代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，故特别尊崇道教，使其处于儒士之上。他们尊奉老子为“圣祖”，册封为玄元皇帝，其书被尊为《道德真经》；庄子也被封为“真人”，其书被尊为《南华真经》。道教成了唐代的国教。除武则天外，唐代历代帝王都崇奉道教。武德八年（625）高祖定国家大典，道教在先，儒佛次之。贞观十一年（637）太宗下诏：“况朕之本系，出自柱史，鼎祚克昌，既凭上德之功，天下大定，实赖无为之德。……自今以后，……其道士女冠亦在僧尼之前，庶厚本之俗，畅于九有；尊视之风，贻诸万业。”唐高宗亦曾亲自拜谒太上老君庙，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令百官公卿及举子皆习《老子》。玄宗页将崇道之风推向高潮，他曾亲作《玄元皇帝赞》，认为“万教之祖，号曰玄元”，不仅提高道教地位在儒释之上，而且置于玄学馆，令生途习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文子》等道家著作，追赠庄子为南华真人，文子为道玄真人等。此外还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大型道藏经书《开元道藏》。统治者的提倡使得道教思想在唐代、特别是玄宗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崇尚道教的清静无为，显然是李唐王朝巩固统治的需要，但隐逸求仙，沉湎于道教的奢侈迷信，却未尝不是李唐王朝衰败的迷药。正因为统治者提倡道教，故不少成各的道教宗师便进入了朝廷或参与朝政，或以隐求仕，受到帝王的尊重。如潘师正志尚隐逸，高宗武后都对他很是尊敬，“神皇亲撰金鼎而献玉厨，五芝云敷，八桂霜靡，先执天师之礼，以旌向道之勤。”逝世之后还被追谥为“体元先生。”司马承祯，“则天闻其名招至都，降手敕以赞美之。即将还，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。景方三年，睿宗令其兄承炜就天台山追之至京，引入宫中，问以阴阳术数之事。……睿宗叹息曰：‘广成之言，即斯是也。’承祯故辞还山，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，朝中词人赠诗者百余人。……开元九年，玄宗又遣使迎入京，亲受法录，前后赏赐甚厚。”可见他回答睿宗所向，就与《庄子》所载广成子回答皇帝所言至道有相似之处，故睿宗亦感慨“广成之言，即斯是也。”司马承祯与李白相识，李白早年与司马承祯相识，司马承祯称赞李白“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，可见李白亦应是得到之人。此外玄宗时道士吴筠亦有佐时理政的事，玄宗“问神仙修炼之事，对曰：‘此野人之事，当以岁月功行求之，非人主所宜适意。’每与缁黄列坐，朝臣启奏，筠之所陈，但各教事务而已。”亦与广成子回答皇帝相似。吴筠与李白相交甚厚，曾推荐李白入朝，其事迹不能不对李白发生影响。不难看出，潘师正、司马承祯、吴筠等人皆以道士入朝辅政，由隐而仕，有着帝王之师的经历，而又推崇李白。可见李白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得道的高士，故期玄宗以黄帝，以广成子自许，希望成为辅君济世的帝王之师并非空隙来风，也是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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